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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迷思

2000-01-25 来源:光明日报 乔新生 我有话说

近100年来经济学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回首经济学发展的轨迹,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之处:二战以后,经济学向自然科学靠拢,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经济学科。这些学科的诞生使得经济学彻底摆脱了经验描述状态,具有了科学的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学领域越来越倾向于排斥“人”这一最基本的要素。有的学者也在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但反思的结论是经济学应当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纯粹的“经济学”,应当成为“资源的配置之学”。有的经济学家沉浸于经济学的假定之中,建立一个又一个模型,试图在自己设计的公式中发现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规律。有些经济学家虽然仍时时刻刻都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的行为,然而在具体分析人们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时,又将人“物化”或“客体化”,将人视为“经济人”,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单纯的理性的人。人的丰富的情感被抽象掉了或者说被“假设”掉了。经济学一方面大谈人的行为,而另一方面又缺乏最基本的人文关照,越来越背离经济学的本质。

如果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排放在一起,人们就会发现,经济学正逐步走向回归。在解释经济世界的过程中,前人发现有太多的变量人们无法驾驭,于是有的学者以不断假设来为自己的理论开路;也有的学者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逐渐地缩小,从某一个细小的经济现象入手,分析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某一个问题。无论是“交易费用”还是“期货交易模型”都体现出经济学的精巧和理性化。但是靠不断的假设所建立的理论犹如是在沙滩上堆积木,而精巧别致的模型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曾经建立了精确计算模型的期货专家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证券市场上去,结果是铩羽而归。迄今为止,经济学还没有完成解释世界的任务,尽管我们有了一个又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如果脱离了人这一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要素,经济学将没有生命力。经济学必须关注人们的苦难,必须从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出发,在一系列假定中,唯一不能被抽象掉的就是人的社会性。经济学走向了复归路。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人们认识到了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重新思考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伦理问题,冷静考虑经济学的“道德化”,对经济学是否有道德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作为济世之学,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科学地解释经济学家所在时期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家都是超脱的,不能从自身的安危出发思考问题或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而应当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但由于经济学家本身又是社会的一员,不能不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对社会经济作出非理性的判断,所以经济学家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社会一分子,一是社会经济的评判者和解释者。两种角色决定其具有两个视点: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平易近人;作为评判者他高高在上。理想的经济学家应该能够经常地转换角色,一方面站在高处总揽经济发展的全局,另一方面也应当时时置身经济生活之中,对自己的结论进行实践检验。经济学家必须既充满激情投入到经济生活中去,又充满理性关注芸芸众生,经济学家必须有平和与中庸的心态。

遗憾的是,我国有的经济学家要么迷恋西方精巧的经济学模型,要么过分投入到现实的经济决策之中,专注于自己的一种身份而忽视了自己的另一种身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提出了经济学家“不务正业”的警告,提出了经济学家与“鞋匠”相比并不高明的论断,试图给那些脱离经济生活或过分投入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家们以当头棒喝。不幸的是,这些努力并未唤起有些经济学家的良知,他们仍然热衷于按照西方的经济学模型诠释中国的经济。事实上,我国当前出现的这些不和谐早在洋务运动中就已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的改革缺乏20多年的铺垫,所以显得尤为突兀。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经济学必须更新。我们期待着在21世纪能有准确解释中国经济规律的经济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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